“要到几时/人们才不欠我们的东西……/在哪个角落/我们可怜的膝盖才能得到长久的休息!/要到何年何月/鼓舞我们的十字架才能停止苦役。” ——《悲惨的晚餐》:塞萨尔61巴列霍(秘鲁);赵振江译 文/严杰夫 1946年,10岁的略萨跟随自己的母亲回到了故乡秘鲁。也是在这一年,略萨出生十年后在利马第一次见到了亲生父亲。在后来的自传《水中鱼》中,略萨这样回忆与父亲最初相见的那段岁月:“自从到达那里以后,我就感到自己被排除在爸爸和妈妈的关系之外了,对于当我父亲的那位先生,时间越长,我就感觉与他的距离越远……他说话时那冷冰冰的方式和目光锋利的眼睛,是我在利马最初那段时间记忆最深的情景。”(《水中鱼》:时代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p.62) 尽管成年以后,略萨回忆起利马最初的岁月并没有那么愉快,但人生的成长很多时候并不会因为我们的心情而变得稍稍停滞。于是,利马还是成为略萨人生之初中最为重要的城市。在1958年前往西班牙之前,略萨在利马生活了12年,也可以说他最黄金的青春岁月都献给了这座城市。也因此,在利马经历过的家庭生活、学习和爱情,成为略萨作品中最重要的元素,而在这座“世界不雨城”里生活的官僚、妓女、军阀,也都变成略萨笔下各色各样的人物。在处女作《城市与狗》里,利马就是“略萨故事”的场景地。而1969年,略萨发表了反独裁小说《酒吧长谈》,这部极具史诗风格的作品,更是全景反映了秘鲁第三十四任总统曼努埃尔61奥德利亚当政期间(1948年-1956年),利马的城市社会生活。 《酒吧长谈》里描绘的奥德利亚政府时代,可以说正好与略萨在利马的生活年代相吻合。再加上在创作过程中,略萨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和采访,因此这部作品可以说十分真实地还原了独裁政府期间利马和秘鲁的社会现实:各阶层间贫富差距分化严重;种族歧视的魅影若隐若现;政府官员骄奢淫逸、残暴专横,并且为了权力彼此倾轧;而利马的另一群重要阶层——大资本家和中产阶级,则大多视利益和金钱为唯一奋斗目标。这就是《酒吧长谈》中的那个略萨用文字构造出的利马,也是略萨曾生活了十二年的那个真实的利马。 更值得注意的是,略萨在《酒吧长谈》中塑造了一群“乔洛人”。“乔洛人”是当时秘鲁社会中地位十分特殊的一个阶层。本来“乔洛人”这个词语是用来指称当时拉丁美洲的“印欧混血”人种。而在拉丁美洲的白人眼中,这些“乔洛人”与有色人种一样低贱。所以,在小说中,“富太太”索伊拉听说儿子圣地亚哥要娶“乔洛人”安娜后,才会产生如此巨大的情绪反应。 但由于阶层分化、种族歧视等社会因素,“乔洛人”在人种意义之外,还拥有一种社会心理层面上的意义。在这个含义下的“乔洛人”,虽然并不是“印欧混血儿”,但在精神上,他们却如同“乔洛人”一样尴尬。《酒吧长谈》中的那个内政部长、独裁政府的暴力执行者卡约61贝尔穆德斯,就是这类人的典型代表。在略萨的笔下,这位内政部长在心理扭曲的程度上,可谓跟《坏女孩的恶作剧》中那个日本黑社会老大福田不分轩轾。在故事中,贝尔穆德斯在年轻时候选择跟一个印第安姑娘结婚,却仍不甘放弃进入上流社会的机会。他靠着机谋和手段爬上了政治的山崖,却同样地栽在政治的深渊中,最终逃不出作为一个统治工具的命运。 事实上,贝尔穆德斯的这种“乔洛人心理”,在当时秘鲁的资产阶级中间十分普遍。在《水中鱼》中,略萨对于这种社会心态的形成有过精辟分析:“资产阶级分子与上层人物称之为‘人民’的阶层开始混淆在一起;在这个模糊的边缘上,那些自以为是白人的秘鲁人开始感到自己成了混血人种……也就说,穷人和让人瞧不起的人……在秘鲁这个五颜六色的社会里,‘白人’和‘混血人’成为超越民族和种族的术语:这两个术语按照社会和经济的角度来确定人的位置,这些因素又往往是社会分类的决定因素。”(p.19-20) 如果说略萨对种族意义上的“乔洛人”是抱以同情和尊重的话,那么对于这种“心理意义”上的“乔洛人”,略萨则更多地是给予讥讽和嘲笑。这样的一种情绪,或者可以追溯到略萨对自己父亲的态度上。在略萨眼中,他的父亲就属于后一类“乔洛人”。因为家庭背景,他的父亲在与略萨母亲的交往过程中,一直带有一种扭曲的嫉妒心理。在《水中鱼》中,略萨对父亲的这种扭曲心态曾这样回忆:“我母亲的家族对他来说,代表着他从来没有的东西,或者他的家族丧失了的东西;结果,他对我母亲的家族产生一种仇恨,因为随便什么借口就会流露出来,一旦发起脾气来就会破口大骂略萨家族。事实上,这些情绪在那个时代已经没有多少根据……”(p.22) 这样来看,《酒吧长谈》中,略萨用贬讽的笔调塑造的贝尔穆德斯这样一个鲜活的“社会乔洛人”形象,可谓是这部作品在还原当时秘鲁社会现实方面最为出彩的一个亮点。而作为“结构现实主义”的大师,略萨在《酒吧长谈》中达到的高峰,当然不仅在于对社会细节进行了令人惊讶的重现。同时,与他的大部分作品一样,这部厚重的小说在叙事结构上也令人耳目一新。 可以说,略萨在叙事结构上从未停止创新的步伐。在1965年发表的《绿房子》里,略萨就展现出了娴熟的结构技巧。在这部作品中,略萨将整个故事切成五个片段,然后打乱重新拼接,构成了一幅抽象的“后现代主义画作”。这种创作手法构建起的故事,与电影“奇手”昆丁61塔伦蒂诺创作的“CULT类型”片,有异曲同工之妙。到了《潘达累昂上校与劳军女郎》中,略萨则使用了“章节穿插”的手法:全书单数章节是主线,双数章节则是反映秘鲁社会不同侧面的小故事。略萨作品的译者孙家孟老师对此评价道,这种叙事结构“让作品所描绘的社会更富有立体感”。而在《酒吧长谈》中,略萨更是搭建出了一种更为复杂精巧的“涟漪状”叙事结构。在这种结构下,小说的情节就好像水中掀起的涟漪一样,以两位主人公圣地亚哥和安布罗修的相遇为“波心”,并凭借两人的对话作为“骨架”而逐渐向外扩散蔓延,最终构建起了这部拥有四大部分、出场人物多达70多位的宏大作品。 对于略萨来讲,叙事结构的选择对于文学创作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在《给青年小说家的信》中,略萨这样表示,“作家要渐渐地给开始的裸体,即节目的出发点穿上衣裳,也就是用自己的想象力编织的五颜六色和厚重的服饰逐渐遮蔽裸露的身体。”然而,这并不表示,略萨就忽视了“服饰下的身体”,我们如果仔细去品味,都会发现在编织精美的“外衣”下,同样有着一具美得令人震撼的“胴体”。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这本精心构建的《酒吧长谈》,还是那本仅属于传统叙事的《坏女孩的恶作剧》,都让略萨无愧于“讲故事的大师”这一称号。 最后,给《酒吧长谈》注入了“伟大灵魂”的,恐怕是略萨对于祖国和拉丁美洲那复杂纠结的情感。在最近来沪举办的作品朗读会上,略萨坦诚自己的创作传统更多传承于西方文学,而非拉美自身的文化资源。所以,略萨才会“在巴黎发现拉丁美洲”(2011年上海外国语大学演讲:《一个作家的证词》)。然而,我们丝毫不怀疑,略萨对于拉丁美洲和秘鲁有着深厚的爱,而他对祖国“不是失望,就是伤心”的叹息(《水中鱼》),恐怕也只是“怒其不争”后的一种宣泄。但这种复杂感情,巴列霍正是回荡在略萨大部分作品中的情感主线,《酒吧长谈》当然也不外乎此吧。 (刊于《书城》2011年8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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